衡山窑是受到了磁州窑影响很大的一个地方性窑口。在解释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时，不能简单地以“相互影响”或“甲地窑受乙地窑的影响”之类的话简而化之。两地产品的相似性，固然说明二者存在工艺上的联系，但这种联系在文化或者技术传播上所具有的含义，更值得深究。

　　南迁人口的需求带动了地方窑口的兴起

　　在北宋末年到南宋末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，战争频繁，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淮北等地的居民田园被毁，生计没有着落，被迫流落在外，大批迁入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，北方不少地区甚至“州县皆空”，而南方则“江、浙、赣、湘、闽、广，西北流寓之人皆满”。12世纪，宋室南渡，政治中心南移，又加剧了人口南迁的进程。

　　迁往南方的移民成分极其复杂。既有阶层、职业和贫富的不同，又有民族的区别。第一类是统治集团中的成员，从皇帝、后妃、外戚到文武百官及其家属。由于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，对以后南方的政治、文化生活及社会风俗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第二类是原驻扎在北方的士兵及其家族。第三类是在宋金或宋蒙战争期间，为躲避战乱而逃往南方的普通百姓，其中又以地主、商人为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中也包括一大批手工业者或制瓷工匠。第四类是部分北方义兵以及由平民、士兵和义兵转化为游寇的人。

　　人口南迁对南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。北宋初年，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.4%，北方人口占39.6%。13世纪初，南方人口占了全国的69%，北方只占31%。南方地区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，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。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，劳动力日益增加，大批荒地得到开垦，麦、粟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。人口和粮食的增加，使得南方的手工业、商业得到了长足的进步，衡山窑的兴起与这段历史就有着直接的关联。

　　制瓷技术的流动传承带动了衡山窑的发展

　　从当时的经济中心南移和人口变迁地域来看，13世纪北人南迁导致了大批的工匠向南方流动。移民中很多掌握各种手工业技术的熟练工人，直接带动了南方手工业的发展，特别是陶瓷业。

　　宋室南渡以后，南方窑口生产出来的瓷器的色泽、外观均与昔日的北方定、汝、钧窑瓷器相仿。通过对考古发现材料和南北方窑场技术进行系统的观察分析，技术移民的事实的确存在。例如兴盛于9世纪中叶的长沙窑，一改烧制单色青釉器的地方传统，创造出具有中原唐三彩风格的釉下彩和模印贴花瓷器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唐宋时期手工业生产制度的变迁导致工匠流动性增强。雇工的普遍使用，使工匠从官方征役中解脱出来，有着自由身份的工匠既可兴办私人作坊，又可以凭借技术到其他作坊做工，获取雇值。在宋代，民间窑场的生产分工已相当细化，从采掘磁泥到制坯、上釉和入窑烧装都必须专业工人来操作。大量熟练工匠的到来，使得衡山窑在制作工艺、器型、纹饰、装饰等方面开始逐步向北方著名的窑口靠拢。两者器型，绘画风格基本一样。

　　对北方瓷器型进行大胆模仿和扬弃

　　宋代南方青白瓷与北方白瓷，尽管在面貌上区别很大，但通过比较青白瓷窑场与定窑、磁州窑等北方地区瓷器的釉料成分和窑址结构、燃料使用以及窑温对比后发现，他们在装烧技术上有很大的一致性。可以推断，宋代青白瓷的创烧，很可能有来自北方白瓷窑场的窑工的参与。但是，北方白瓷技术并没有在技术传播地——南方地区原样保留下来，而是对原有的技术因素有扬弃，以适应新的自然环境。

　　以器型为例。北方磁州窑器型种类非常丰富，有碗、盘、钵、盆、瓶、坛、罐、缸、炉、灯、砚、枕等，涵盖百姓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。磁州窑器型精巧，胎薄釉润，纹饰精美。食器有瓜棱碗、荷花纹钵、荷口碗、菊纹盘；瓶类有荷口瓶、梅瓶、玉壶春瓶等。各类造型均带有明显的民窑等特征与浓厚的地域风格。

　　瓷业技术交流在宋代已形成风气。因为社会商品经济活跃、文化交流频繁，民间手工业竞争激烈，仿制名品显然是获取利润的必要手段。衡山窑的器型带有明显的临摹风格。衡山窑所烧制的瓷器是适应当时南方农耕文明的需要，以大众所需要的日用小瓷器为主，产品有碗、盏、碟、壶、瓶、坛、盂、炉等，采用龙窑或马蹄窑烧造。

　　仿制风格较明显的大多为衡山窑的瓶、壶器皿。以衡山窑青釉褐彩缠枝牡丹纹花口瓶为例，宽肩折收，瓶口作荷叶式，腹部留白处以褐色彩料绘牡丹，瓶之上部分施青釉，下部分施瓷釉。曲线流畅优美。造型肥而不臃，工艺精湛，极具装饰效果。衡山窑的器型和磁州窑一样，吸收了宋文化中精细、儒雅、恬静等特点。因此具有造型工整端庄，装饰秀丽等特色，既能体现文人的审美趣味，又能突出湘人敢为天下先的个性。

　　纹饰既继承北方宫廷绘画技巧又讲究写意

　　湖南省博物馆对衡山窑进行考古发掘和清理时，出土了碗、碟、壶、钵、瓶、杯及其他器皿七大类陶瓷器物，按工艺特点可分粉上彩釉绘花、釉下粉彩绘花、釉上彩绘花、双色釉、单色釉、印花、素胎等类别。

　　衡山窑最著名、最有时代特点、最能区别于其他窑技艺的，也就是粉上彩釉绘花。而纵观衡山窑诸器，但凡彩釉绘花的只有牡丹、菊花和莲花纹。这三种花卉是中国传统装饰物中最常见又最为老百姓所喜爱的，代表富贵、清高、洁傲的图案。这种纹饰特点和许多北方窑口是相通的。如五代越窑、宋代定窑、耀州窑有刻画牡丹纹制品，磁州窑则为白地黑花品种。定窑器上常出现一枝独秀的单朵牡丹，耀州窑瓷器上多见花朵两两相对，磁州窑枕面上还可见随云头形曲线绘画三朵牡丹。构图方式有适合式、对称式、均衡式等。衡山窑将牡丹纹作主纹，装饰在瓶、碗、盘、罐等器皿的主要部位，是衡山窑粉上彩绘主体纹饰的最大特点。器物上牡丹纹丰富多彩，有折枝牡丹、缠枝牡丹等，图案精致，装饰效果强烈。都是大写意牡丹，气韵不凡，将牡丹花的国色天香、雍容华贵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　　衡山窑粉上彩釉绘花，虽是民间工匠所为，却有宋朝宫廷画师的绘画技巧。纵观衡山窑的所有彩绘器物，不管是画牡丹、莲花、菊花，还是梅花，甚至竖线的条纹装饰，无不充分利用写意这种技法，简简单单几笔，花卉形神兼备，跃然器上。衡山窑的工匠们，熟练地掌握了绘画中的写意手法，惜釉如金，只稍一点一画，各种花卉的神态跃然器上，花朵稀疏随意中见率气，点睛之笔轻快凝练，花叶点染香雅而稳重，出笔粗中有细，极富动感，让人回味。

　　釉色主张因地制宜

　　在已见的衡山窑器物装饰中，也有采用素描式画法和堆釉式画法的器物。工匠们会根据器物器型的用途大小来决定用什么方法表现主题，达到装饰的美化效果。所以衡山窑存世器物多而杂，器物釉色千姿百态，这不得不说与生产衡山窑的工匠们的智慧和审美观有很大的关系，他们根据衡山窑的器物器型、规格大小、器物用途、人们喜好、传统审美情趣等因素，采用不同的釉色进行装饰，从而体现稳重、庄严、活泼等不同的着色风格。

　　以立式陈设用器为例，如炉，一般以稳重冷色调釉色为主。这一器物在各种案几上移动较小。工匠们根据这一特点，在器形上做得较扁平、宽大、重心较低，使之稳定又达到美观的需要，同时又符合中国传统炉的定势，大一点的均设三个小尖足，形成三足鼎立的形式。炉身一般做得较宽，稍垂腹，微收口。这类炉足和底部一定是满施褐釉、酱釉和黑釉之类的冷色釉，从色彩搭配上强化了炉的四平八稳。

　　衡山窑中有一种台阶式足宝塔瓶，有两层、三层，甚至四层台阶式平底高足，而瓶身由足到肩逐步放大。工匠在拉坯时就有意在瓶颈处有力地收束，然后在瓶口再拉开。既增加了花瓶的参差变化之美，又减少了因为重心上移而产生的不稳定感，在配上塔足上的深色釉，就从视觉上抵消了器身的不稳定感。衡山窑另一种独有的倒凸形炉也是采取这种办法。这种器型上大下小，本身就缺乏稳定感，尤其是较大的凸形炉，更有这种视觉感受，古代工匠就聪明地采用色彩搭配来弥补这个缺陷。

    《衡山窑》连载之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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